【勿忘“九一八”】蓝博洲:殖民地台湾人的9.18情思-新台湾网

宋斐如

日本据台,两岸隔绝36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制造柳条湖事件,突然袭击北大营中国驻军营房,并在南满铁路沿线全面攻击中国军队。

从那个时候起,一大片富饶的国土沦陷了,千百万的东北(日本谓满蒙地区)人也不得不流浪他乡,在寒冷的雪夜中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东北人悲愤的呼声紧紧揪住了饱尝故土沦陷之苦,前一年6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30岁不到的殖民地台湾青年宋斐如(1902-1947)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乡尚未光复,东北却已经陷入敌手了……;于是他因为思乡而失眠了。但是,他并没有徒然感伤乃至于空喊爱国口号;他搜集了各种相关材料,及时地写了几篇有关东北事件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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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斐如毕业证书

1930年7月,作为“新东方学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宋斐如在《新东方》月刊“殖民问题专号”发表的《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及其前途》,就已经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勃兴的经济的、战争的和外交的三个条件;并且经济地解释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必然性,从而站在“解决东方全体问题的立场”,极力呼吁日本与中国的民众,“为着东方全体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而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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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宋斐如主编的《新东方》杂志及抗战期间主编的《战时日本》等刊物)

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观愿望发展,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决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道路。于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东方》的“最近远东问题专号”,发表了《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北事件》、《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与《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等三篇针对九一八事变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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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斐如从“经济解释”出发,分别探讨了东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经济的衰落、帝国主义战争与日本社会革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他认为,日本虽然是与英、美鼎足称雄的三大强国之一,却是个“外强而中干”的帝国主义“大怪物”;因为日本帝国的经济危机已由工商业蔓延于农业而日益急迫,具有丰富资源的东三省可以充当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应地,资本及商品的销纳场所,所谓“大陆经营”的媒介物。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软的东三省,乃有十二万分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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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斐如发表在《时事类编》上的部分抗战檄文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大都寄望国联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以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变形的经济制裁,从而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这种论调无异于“空中楼阁”。他指出,处于经济恐慌的帝国主义列强基于在东北的利害关系,以及避免自残、抑制本国社会革命爆发、反苏联战线齐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众等“必要”,在当时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他认为,将来的战争必将以“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或“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他希望广大的民众觉悟,不要像一部分的当局那样“不识时务”,只知向国联或美国哭诉,而应该认清我们的敌人与朋友,“利用时机,从改造东方运动中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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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宋斐如与冯玉祥泰山读书研究室部分教员于泰山普照寺西北侧冯玉祥读书楼前合影。前排:研究室主任宋斐如(右一),苏秉琦(右二),赵澄之(右三),后排:陈定民(右一)。

宋斐如同时指出东北事件与日本国内的社会革命的密切关系,从而提醒日本无产运动的领导者与群众:拥护或扩大日本资产阶级“在满的特殊权益”,只能削弱日本社会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资本家地主阶级弹冠相庆之时,也就是日本无产大众抱头痛哭之时!

1932年4月,宋斐如还发表了《日本侵略下东省的农业生产》。然而,国难当头,他深刻体悟到光是写文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中日两国民众团结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难的祖国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于是毅然辞去北大教职,投奔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其后并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

1937年抗战爆发后,宋斐如又怀抱着唤醒同胞要有新的觉悟的心情,发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为纪念9.18而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为了赢得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切实联络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别要设法提携可以和中国协作,共灭日本帝国主义的苏联、朝鲜、台湾以至日本下层民众。

1938年1月,宋斐如再发表《日寇在东北的残杀与暴行》,同时出版《日本铁蹄下的东北》一书。为了纪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编的《战时日本》半月刊制作“东北的现状”专题,发表《日寇七年来在东北的经济掠夺》和《东北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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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斐如主编

宋斐如有关9.18事变的专论与报导,不但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质,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必然产生的侵略,以及被压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殖民地台湾人对流亡的东北民众感同身受的情思,从而为两岸分断的历史留下一页珍贵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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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宋斐如(宋文瑞,立左二)与台湾在北京留学之同乡张我军(坐中),洪炎秋(坐右),吴敦礼(立左)苏芗雨等创办《少年台湾》月刊,任该刊后期主编,向台湾岛内介绍、宣传祖国状况,“架起台湾与大陆间资讯传播的桥梁”。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保马”。】